北宋“官钧”之我见谷金声

2025-03-11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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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关于“官钧”的烧制年代，国内文博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官钧”烧制于北宋徽宗时期，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区钧台及八卦洞一带；另一种观点认为，“官钧”明烧，烧造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作者曾对一件传世瓷枕进行过深入研究，通过历史文献考证、考古遗址发掘报告研究、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馆藏相关藏品的对比并综合运用文物鉴定等手段分析后认为：北宋“官钧”是客观存在的！但其窑址不在禹州钧台地区，而是北宋末年宝丰清凉寺汝窑晚期烧造的具有铜红釉窑变成形（本文“窑变成形”指匠人们能够自如使用铜红釉在基釉上绘制出特定寓意的图案，并在器物烧成后完整清晰表现出来）工艺特征的“官钧”即汝官“钧”，窑址应在清凉寺汝窑中央烧造区附近的一处小型烧造场内。

　　关键词：官钧、窑变、乳浊釉、汝官“钧”、汝窑、汝州青瓷

　　北宋徽宗时期是我国古代文艺复兴的巅峰，宋瓷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宋瓷五大名窑中，汝窑为青瓷之首，素有“汝窑为魁”的美誉。

　　关于“官钧”的烧制年代，国内文博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官钧”烧造于宋徽宗时期，窑址在河南省禹州市区钧台及八卦洞一带。1951年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在此发现了一批窑址，1962年该院又对此处进行了考古调查，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在禹州钧台及八卦洞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认为此窑在北宋徽宗时期最为兴盛，是专门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场；另一种观点认为，“官钧”明烧。2020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通过对钧台窑址出土的“官钧”瓷片标本的认真研究和详细比对后，认为有相当确凿的证据确认“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并发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

　　作者曾经对一件传世瓷枕进行过深入研究，通过历史文献考证，河南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宝丰汝窑博物馆及河南钧瓷博物馆出土文物分析、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及禹州钧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研究、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藏相关藏品的对比并综合运用文物鉴定等手段分析后认为：北宋“官钧”是客观存在的！但其窑址不在禹州钧台地区，而是北宋末年宝丰清凉寺汝窑晚期烧造的具有铜红釉窑变成形工艺特征的“官钧”即汝官“钧”，窑址应在汝窑中央烧造区附近的一处小型烧造场内。

　　一、瓷枕主要特征

　　该瓷枕定名为“北宋汝窑天青釉玫瑰紫凤鸟衔珠纹腰型瓷枕”，枕长25.8cm，宽16cm，前高6.8cm、后高9cm。

　　瓷枕正面图瓷枕侧面图

　　瓷枕底部图纹饰平面图

　　该瓷枕主要特征：香灰胎、显胎处可见多处黑点、薄胎、枕底胎质有油润感；釉面呈天青色，随光线和观察角度不同交替呈现青绿、天青、天蓝等色差变化，青中泛绿、青中闪蓝；在天青色基釉上窑变形成玫瑰紫凤鸟衔珠纹饰，在凤鸟羽翼、躯干等玫瑰紫基釉上的两侧各点缀一排蓝白釉斑，在凤鸟眼部、颈部及尾部玫瑰紫基釉上点缀蓝白釉斑；乳浊釉，釉面莹润、温润如玉，从侧面观看，似一汪流动的清水覆在枕面；釉层肥厚，枕面釉呈内开片（肉眼侧光看不到开片，正面开片明显），侧面釉呈斜开片冰裂纹；枕面釉层有多处不明显的小棕眼，右上方有一个釉內气泡破裂形成的小针眼；枕面釉下气泡寥若晨星，而侧面釉下气泡细小且密集，聚沫攒珠；枕呈腰型（月圆型），中间微凹，前低后高；胎釉结合紧密，结合处颜色微泛红，正面近枕底处有一条控釉凹线；枕底有规整细密的篦划痕，施浅黄色护胎釉，有一道3厘米的不规则窑缝；枕底有明显的条形垫烧痕迹。

　　二、鉴赏要点

　　下面我们从该瓷枕的胎、釉、型、工、纹及烧造工艺等几方面详细分析研究。

　　胎

　　该瓷枕为香灰胎，显胎处可见多处黑点，胎薄、胎质有油润感。根据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介绍，汝窑瓷器胎体颜色多为香灰胎，也有少量的浅灰、灰白、深灰胎。显胎处可见的多处黑点，是由于胎土淘洗不净原因形成的，这种现象在汝窑瓷器中非常普遍。

　　釉

　　根据宝丰汝窑博物馆出土文物介绍，汝窑瓷器釉色主要有青绿、天青、粉青、月白等。该瓷枕呈天青色，釉面颜色随光线和观察角度不同交替呈现青绿、天青、天蓝等色差变化，青中泛绿、青中闪蓝，完美展现了汝窑的釉色之美。釉层肥厚，枕面釉呈内开片，侧面釉呈斜开片冰裂纹，温润如玉，老化特征明显，从侧面观看，似一汪流动的清水覆在枕面，充分体现了千年古瓷的釉质特征。以前，文博界曾普遍认为汝窑是薄釉薄胎、薄釉厚胎，但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报告指出：“汝窑烧造初期是马蹄型窑炉，中晚期是椭圆型窑炉，因此在成熟期多次上釉的厚釉产品逐渐增多”。该瓷枕釉层肥厚，接近枕底处有一条控釉凹线，胎釉结合处有明显的刮釉痕，枕底有多处挂釉痕，是多次施釉造成的，这也是判断该瓷枕是清凉寺汝窑晚期烧造的重要依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陶瓷考古学家秦大树先生在其《钧窑始烧年代考》一文中也提到：“这项工艺要求先将器物素烧，然后多次施釉，再进行釉烧。据现有材料，可认定其是在汝窑首创。”

　　该瓷枕天青色基釉上铜红釉窑变成形玫瑰紫凤鸟衔珠纹，主体纹饰是玫瑰紫凤鸟衔珠展翅高飞造型，玫瑰紫发色深沉，呈色浓淡有致，层次分明，晕散过渡自然。在凤鸟羽翼、躯干等玫瑰紫基釉上的两侧各点缀一排蓝白釉斑，在凤鸟眼部、颈部及尾部玫瑰紫基釉上点缀蓝白釉斑，造型施釉工艺非常复杂。中国古陶瓷史是一部制瓷技艺的传承创新史，唐代河南地区就创烧了花釉瓷器，馆藏的鲁山段店窑瓷器中，能看到一些酱褐釉点缀蓝白斑藏品。河南省汝州市汝瓷博物馆陈列的宋代汝州青瓷窑址出土的瓷片中，北宋时期诸多窑口如段店窑、龙王窑、焦村窑、棉花窑、王家门窑、杨窑、东沟窑等都有烧造窑变挂红的青釉瓷器，尤以天青、青绿釉青瓷挂玫瑰紫红斑为多。实际上，宝丰清凉寺窑就曾烧造过红釉（彩）、钧釉及挂红斑瓷器，宝丰汝窑博物馆陈列的柿叶红釉白口瓷钵、黑釉红彩花卉瓜棱腹瓷执壶以及黑釉红斑标本等就是有力的实物证据。2014年12月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第11次发掘基本结束后，宝丰县文物局局长王团乐介绍说“在汝官窑中心烧造区东部灰坑内，发现钧釉瓷片和有钧釉滴的支烧和垫饼”，这是宝丰清凉寺窑烧制钧釉瓷器的重要考古发现。

　　宋朝是崇尚红色的社会，火德尚赤，宋徽宗虽崇信道教，却非常崇尚红色。据宋史记载，宋徽宗上朝穿红袍，出行戴红花，不仅自己戴，还要求随行大臣护卫都戴。上有所好，下必趋焉！汝窑作为供御瓷器是从宋徽宗时期开始的，我们通过观察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藏汝窑瓷器，并没有发现天青釉挂“红斑”的汝窑瓷器，作者认为这与宋徽宗艺术审美密不可分。宋徽宗是天才艺术家，工笔花鸟画大师，对艺术有独特的审美标准，对“色”、“形”的追求达到了至美的程度，这一审美偏好在作为供御汝窑瓷器的釉色和器型上得到充分体现。这里的“色”指颜色，“形”指有型，一是器物造型，二是特定寓意的纹饰或者图案即“好物有形”。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文物表明：汝窑烧造过红釉和挂“红斑”瓷器，因汝窑瓷器是供御的，没有成形的“红斑”青瓷，因不雅而弃用！只有铜红釉窑变成形的瓷器才会被选出供御。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时期的供御窑厂有监官进行管理，有专门的监窑官、转运使（负责运输的官员）。当时的监窑官为迎合宋徽宗尚赤及对汝窑简雅至美的偏好，以及“凤鸟衔珠”典故在宋朝的特殊意义（下文重点介绍），组织最好的匠人们不计成本创新研制，创烧了这件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大成，宛若天成般玫瑰紫凤鸟衔珠纹瓷枕。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唐代酱褐釉蓝白斑罐金元钧窑天蓝釉紫斑枕字如意枕

　　实际上这种铜红釉窑变成形工艺，在北宋以后的传世文物中仍然能依稀发现它的踪迹，比如现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标注“金元钧窑天蓝釉紫斑枕字如意枕”，就是铜红釉窑变成枕字形，但其釉色、紫斑成形及发色、晕散层次变化等与本文介绍的瓷枕比相差甚远，是一件典型的钧窑瓷枕。

　　型

　　汝窑瓷器美在器型，造型非常讲究。该瓷枕呈腰圆型，更准确的说呈月圆型。如果按枕面曲线走势把前端凹进部分绘制完整，枕型就像一轮圆月，器型非常规整对称，这在同类型腰枕中非常罕见。枕面前中部微凹，枕沿前低后高，实用性很强。宝丰汝窑博物馆藏一件三彩刻划枝叶牡丹纹腰圆形枕，标注是北宋晚期，1989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Ⅰ区出土，长24.8cm，宽16cm，高7.5-8.8cm，其器型和尺寸与本文介绍的瓷枕几乎完全一致。

　　工

　　该瓷枕做工非常讲究，构思巧妙，技艺精湛。首先，从瓷枕底部观察到胎体较薄，器身施厚釉又是实用器，瓷枕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匠人们巧妙的在枕身的承重处进行了转角弯曲设计（出沿），增加了受力面积，分散了承重压力。金元时期的瓷枕出沿要大一些。其次，匠人们巧妙的把瓷枕出气孔设计成凤鸟口中的衔珠，看似衔珠的凤鸟在天空展翅飞翔，又似轻轻掠过湖面，极具艺术感染力。第三，匠人们创造了铜红釉窑变成形和多次施釉等制瓷技艺，这是该瓷枕烧造成功重要的两个要素，因为只有在厚釉瓷器上才能够把铜红釉成形工艺完美的表现出来。铜红釉窑变成形技艺要求匠人们对窑炉结构、釉料配方、施釉工艺、控釉技术、绘制技艺、窑炉温度及气氛、熄火后冷却速度等十分熟悉、经验丰富，能够进行精准控制。但在实际烧制过程中，窑内经过高温氧化、还原气氛，瓷胎表面不同成分釉料相互渗透流淌，变化极大，根本不好控制。即使匠人们绘制的图案很精美，但烧成难度极高，成品极其罕见且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即便在制瓷技艺高度发达的当下，也极难烧造出成熟器物。第四，釉色搭配体现了匠人们对色彩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该瓷枕这种泛绿闪蓝的天青色属于冷色调，给人清新自然、清爽宁静的感觉，而深沉的玫瑰紫色属于暖色调，给人热烈浪漫、神秘高贵的感受，匠人们通过天青背景色与玫瑰紫装饰色的巧妙搭配，把冷暖、静动关系表现的淋漓尽致，彰显了色彩艺术的非凡魅力！第五、作者曾于2024年4月22日在河南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与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先生就汝、钧窑烧造历史、器型和釉色表现、烧造工艺、纹饰窑变特征等进行深入交流，据孙会长介绍，宝丰清凉寺汝窑出土文物中30%是垫烧工艺的，该瓷枕底部有明显的条形垫烧痕迹，亦符合汝窑烧造工艺特征。

　　纹

　　该瓷枕最具艺术表现力的地方就是铜红釉窑变成形的凤鸟衔珠纹饰。凤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标志性吉祥物，《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萧韶九成，凤皇来仪。”《太平御览》记载：“五色赤文，凤也。”凤鸟衔珠是我国远古时期的典故，《诗·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商祖契，别称阏伯，因帝喾宠妃简狄吞食鸟卵受孕而生，帝尧异母弟，被封于商（今河南省商丘市）主管火正，呕心沥血，深受人民的爱戴，被后世尊为“火神”。

　　据《宋会要·礼》记述：“商邱在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当房、心之次，以宋建号，用火纪德，取于此”。《洛中记异录》记载：“今上(赵匡胤）于前朝作镇睢阳，洎开国，号大宋，又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按，天文心星为帝王，实宋分野。天地人之冥契，自古稀有”。北宋王朝伊始即尊崇上古之火正阏伯为赵氏先祖，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恢复大火之祀于商丘。南宋时，宋高宗颁旨召封阏伯为“商丘宣明王”，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祀典，成为南宋朝廷最为崇奉的国运神。在宋代，凤鸟衔珠典故对宋皇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用来粉饰其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还寓意佳偶天成、吉祥美满！

　　该瓷枕凤鸟形象符合宋代凤鸟纹饰特征，与2015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的一件北宋晚期青釉划花凤纹执壶上的凤纹神态相似。

　　三、汝窑及汝钧关系的新认知

　　作为我国古陶瓷史的五大名窑之一，汝、钧窑遗址曾一度是个谜，对汝窑的认知、汝钧关系也说法不一，至今仍困扰着众多收藏爱好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我国古陶瓷学界、考古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现已基本上确定了汝窑、禹州地区钧窑遗址。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肯定了清凉寺窑址始烧于宋初，在北宋晚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继续烧造，约停烧于元末，确立了北宋晚期御用汝瓷核心产地即为清凉寺汝窑，汝窑中心烧造区以外烧制青瓷、白瓷、钧瓷、黑瓷、白地黑花、白釉珍珠地和三彩等窑为清凉寺窑。禹州地区钧窑遗址系列考古发掘，自上世纪50年代在钧台及八卦洞一带发现了一批窑址后，本世纪初又在神垕镇刘家门东、西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等有重要发现，确定了钧窑的始烧时间为北宋末期，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烧，烧制出了规整精美，釉色淡雅，色泽温润的钧窑和青釉瓷器。

　　作者长期对汝、钧瓷进行研究，对汝窑、汝钧两者关系有一些新的认知和研究成果，现总结如下：一、汝窑本质上是民窑，因供御具有“官窑”生产体系，但宫廷用瓷制度并非仅仅青睐天青色的青瓷，烧制精美的瓷器都有可能被供御。据宋邵伯温《闻见录》记载，宋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因收受权臣王拱晨所献的红州定磁器遭到仁宗皇帝的痛斥，可见红定的珍贵和皇室的青睐程度。二、过去人们提到汝窑，常认为汝窑无大器、满釉芝麻钉支烧、不以刻花为重而以釉色丰富为主、汝窑只烧造单色釉青瓷等，但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于以往人们对汝窑的认知，厚釉、颜色釉、大器型、带刻划纹饰、底足露胎垫饼烧制的汝瓷被大量发现。三、北宋汝州地区青瓷窑场创造了铜红釉，创烧了铜红釉窑变挂红斑青瓷。前文已有介绍，在北宋汝州地区，诸多窑场都烧造了铜红釉窑变挂红斑青瓷，说明匠人们掌握了铜红釉窑变呈色技术，制瓷技艺在北宋清凉寺汝窑晚期达到了巅峰，创烧了这件纹饰图案清晰完整、集汝釉与铜红釉之大成、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汝官“钧”瓷枕，标志着一千多年来瓷器烧制以铁为着色剂表现单一色调的历史的终结，开创了以铜为着色剂绚烂瑰丽的装饰风格，把瓷艺美学提高到极致境界，是对中国古陶瓷发展史的巨大贡献。四、早期钧窑是仿汝的即汝钧瓷（我们把汝窑和早期钧窑烧制的、同时具有汝瓷和钧瓷特征及风格的这类瓷器称为汝钧瓷）。清凉寺汝窑因烧制供御瓷器，窑场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制瓷匠人们，创造了诸多先进的制瓷工艺，烧制的瓷器非常精美。随着北宋的灭亡及南宋在临安（今杭州）的建立，清凉寺汝窑作为供御窑场衰落了，这些优秀的匠人们一部分到了南方继续从事制瓷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南宋官窑、龙泉窑仿官瓷器普遍具有汝窑的风格，一部分去到了一山之隔的禹州（北宋称阳翟，金大定20年称颍顺州，24年改为钧州，明万历三年，改钧州为禹州），继续烧制仿造汝窑瓷器即仿汝瓷。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汝窑和早期钧窑在器型、釉质、釉色、烧制工艺等诸多方面都非常相近，存在非常密切的传承关系，这也就很好解释了汝钧不分现象。钧窑继承发展了铜红釉窑变工艺并发扬光大，创烧了诸如海棠红、丁香紫、胭脂红、朱砂红等更加丰富多彩的窑变釉以及天蓝、月白、米黄等基色釉，最终形成了独具装饰艺术风格和特色的钧釉，钧窑从此跻身五大名窑之列。五、铜红釉自创烧以来，其装饰风格有三种演变方向。1、窑变红斑，表现为各种形状的条块状红斑。早期出现的红斑应该是烧造时无意产生的，而后匠人们发现可以作为瓷器上的装饰进而创造了铜红釉。其窑变红斑一种是自然窑变形成的，一种是人为涂抹的，这种装饰风格在金元钧釉瓷器上表现的非常普遍。2、铜红釉与基色釉融乳交织，自然形成的满器身的色彩斑斓的窑变现象，如明初的官钧花盆、盆托，清代雍乾时期的炉钧釉、仿钧釉、窑变釉，以及当代钧瓷制作大师的代表作品都属于这种情况，此类装饰风格已经成为钧瓷发展的主流形式。3、铜红釉窑变成形，即制瓷匠人们能够自如使用铜红釉在基釉上绘制出特定寓意的图案，并在器物烧成后完整清晰表现出来，这大概就是钧瓷烧制的最高境界以及无数制瓷大师的梦想和毕生追求。

　　汝官造“钧”是中国古陶瓷史的一座丰碑，对后世制瓷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使我国古陶瓷史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完整清晰，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通过这件瓷器，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宋朝匠人们无以伦比的制瓷技艺、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以及对至美的不懈追求，增强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大力弘扬新时代大国工匠精神！通过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实现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业务模式，实现文化、艺术、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汉】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全四册）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曹昭、王佐《格古要论》，金城出版社

　　【明】王世懋《窥天外乘》，百度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全八册）

　　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中华书局（全三册）

　　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全三册）

　　陈振《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

　　10、陈万里《汝窑之我见》，《文物参考数据》

　　11、《汝窑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故宫博物院